国内终于有正式消息来源证实了“社科院郑家栋出事”的消息：6月10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郑家栋在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出国手续时被警方刑拘，拘留7天后又被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拘留。
媒体报道称，郑家栋涉嫌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几乎每次都同时申请一个“妻子”同往，先后有6个“妻子”滞留美国不归。现郑家栋因涉嫌犯罪已被刑事拘留，目前正在侦查期。
教授涉嫌犯罪本不奇怪，在任何一个群体里都有犯罪的人。犯罪不分身份等级，也不论学问大小，都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对于一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教化人的哲学教授，一旦出现与自己所宣讲伦理不一样的行为时，总会让人特别感慨：平时谆谆教导大众的人，骨子里却是另外一套肮脏的思想。郑家栋研究的是孔孟之道，平时向人谈的是仁义礼智信。可惜，他的人生经历却昭示了知识与价值、文章与道德完全可以背离。
就文章而言，郑家栋不仅为当代儒学大家，而且对当今学术与权力结合之弊曾有慷慨陈词，给人“正直学者”的印象。他说：“最污秽者乃是以搞政治的手法来搞学术，以‘立言’为‘立功’之曲径———略通文墨的聪明之士，写点什么或主编点什么或找人捉刀点什么，乃招摇过市，登上学术的殿堂，并稳坐‘权威’的宝座，攫得各种学术的、非学术的头衔，声名利禄反大于一般的政客。”可现实中的他，不仅有了学术地位和政治权力，“声名利禄”也都已经大于一般学者了。他本该在大讲人生观、世界观的同时，谨守中庸之道，“以去未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可他连中庸之道的“适可而止”都没有坚持住。带一个假“妻子”出境就有被发现的危险，一旦被海关查出，当然美好前程断送，还要定罪判刑；可他利欲熏心，竟然重犯6次。
可见，中国文化中要求文如其人，只是一种美好愿望。在中外历史上，哲学与人格分家，文化与人格分裂的也不乏其例，如培根、康生等。培根在《论习惯》中说，“人们的思想大半取决于他们的倾向，他们的言谈话语取决于他们的学识和所吸收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遵循平日的习惯。”生活中的培根私下收受他人贿赂，可能就是遵循平日人们所没有能发现的习惯；而康生是学问高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生活中却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在当代贪官中，也有不少主席台上的反腐典型，背后却干着钱权交易的勾当。比如胡长清、成克杰等人，都曾在大会小会上的“廉政讲话”，一只手接受他人行贿，另一只手接过“廉政模范”的荣誉。教授犯罪、贪官作秀，本不值得奇怪。我们要关注的，不是文章与道德的差距，而是如何通过制度制约道德的沦丧。
比如反腐倡廉，整个社会都知道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可法律就是不愿意规定财产申报制度，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财产申报法”的议案，可每次都没能在全国人大作为草案交付表决。从声势上讲，似乎所有人都在反腐，但是有切实可行的严制度、并且落到实处的并不多。
一个国家的主流道德发挥作用的根本方式，就是将其作为政治伦理，成为国家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据，成为民众评价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民主、公平、正义、人道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政治伦理，尽管其内涵会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最终必须通过制度化实现。所以，道德不是用来作秀的，文章也不是其有效手段。“制度化”，换一个说法就是法治；而民众以道德“评判现行制度”，换一个说法则是民主。文章是靠不住的，道德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民主和法治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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